既响应了——又破解了——可写性文本的困境

来读《有水的瓶子》,“他坐在概念中/张口一个活扣”。要注意这个词——“活扣”——诗人还将藉此把我们引向身体的困境。来读《女友》,“为了不同她

余怒会说,“意义在读者那里”——看看吧,读者醒了,在沙发上欢跳,就要反过来役使作者。此种逆向的意义生成机制,让可写性文本变成了无涯的文本,亦即德里达所谓“无限的语义结果”。

现在,就让我们来面对余怒的文本,同时发动两台机器,与诗人合作临盆那么几克——也有可能几吨几十吨——意义或无意义。

就这样,余怒已经抛给我们一袋浓缩铀:冷淡,危险,高压降解,炫耀着五十亿年的半衰期。

余怒托身于江湖,如同获得神授,甫一扬手,便可破空。这样一个邪派高手,他的天才,不在写出“好诗”,而在彻底拒绝一般意义上的“好诗”。他长期苦练“应左则前须右乃后”(金庸老师语)的波斯武功,试图以更大的荒唐去对抗荒唐——作品由此呈现出一种以毒攻毒的怪异特性。

倒是组诗《枝叶》,缘于恋爱(恋爱即意义),差点把诗人拽回可读性文本。《枝叶》还另有价值,那就是引来禅宗,引来公案,既响应了——又破解了——可写性文本的困境。

遭受/我将身体打 了 一 个 活扣”。从活扣,到活扣,既是文本的情势,亦是文本的内容。

余怒异常认可巴特的文本两分法:“可读性文本”与“可写性文本”。可读性文本充满了“意义”——余怒有时称之为“意思”。写作呢,就是意义对作者的役使,大赢家足球,阅读呢,就是作者对读者的役使。作者只是“意义”的复述者,而读者,则是无所事事的被动的懒汉,或者说,大赢家足球,乃是坐吃山空的消费者。

除了余怒,还有海子和陈先发,有这三位诗人,安庆乃不得不成为当代诗的重镇。

说到生计的困境,可参读多件作品,比如《守夜人》《苦海》和《孤独时》:苍蝇给睡眠带来了困境,水泡给水带来了困境,鹦鹉给熊带来了困境。

至于长诗《饥饿之年》和大组诗《诗学》,则有必要另文谈论。余怒虽然还没有写出——也不可能写出——绝对的可写性文本,然则,他已经给读者制造了机遇,让读者极大地提高了对文本的介入度。

余怒的写作,面临着——并呈现了——语言的、身体的、以及生计的困境。要求得可写性文本,诗人必定首先自陷于语言的困境——或者说,醉心于可写性文本,也就表明,同时将醉心于语言的困境。

谁也不敢肯定地说,在跷跷板上,熊的这头会落下去,鹦鹉的那头会翘起来——诗人也没有这样说。说到鹦鹉,说到熊,就要说到乌鸦。《雅歌:乌鸦》如何求失利场?“我”射杀了“乌鸦”,“乌鸦”却成为“我”的“影子”、“尸首”和“殉情的羽毛”。这惊险,这缭乱,这逆转,正是余怒之为余怒。

假如将巴特的有关学说,作为新诗研究的工具,或可捋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小传统:从周伦佑、蓝马、杨黎、于坚到余怒。

余怒不要这个,他向来醉心于可写性文本:一种即兴的、错觉的、暂时的、残肢的、大转折的、未完成的、不稳定的、眼看就要夭折的、歧义纷扰而又能自圆其说的文本。作者不再是复述者,而是无脸者、无名者、无言者,他只提供一份导言、一封《盲信》,“半个身子寄出了/半个身子吃药睡觉”。

□胡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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